在皖西南历史文化的烟云深处，王羲之在桑落洲铸鼎沉江的传说，既闪烁着奇谲的光晕，也裹挟着厚重的谜团。这一由后世层层叠加、不断雕琢而成的桑落洲文化符号，因为正史阙载、实证难觅，而在时光的流转中，渐渐凝结为东晋的一桩文坛雅事。
肖本祥/摄
关于王羲之铸鼎沉江的叙事，长久以来，多囿于野史稗闻的口耳相传之中。真正提供直接佐证的，是宋代诗人徐积的《江州重修忠烈王庙》中那句“至今桑落洲前路，白浪风涛鼎不沉”——它清晰地昭示，至迟在北宋时期，沉鼎故事已成为桑落洲文化符号。
若要追溯这沉鼎传说的源头与核心佐证，目光必将落于梁代虞荔的《鼎录》上。《鼎录》明确记载：“王羲之於九江作书鼎，高五尺，四面周匝书遍，刻之，沉於水中。真、隶书。”这是现存最早也是最直接的文献证据。虞荔是南朝梁代著名的文学家、官员和学者，以文才和德行见长，在梁朝末年的动荡中，拒绝投靠叛臣侯景，保持了气节，后隐居不仕。他撰写的《鼎录》，是一部关于古代礼器“鼎”的专著。以其记史之严谨及虞荔本人为文为人的风骨，《鼎录》对桑落洲沉鼎的考证载录，可以视为最贴近正史的凭证，为后世钩沉桑落洲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证依归。
《鼎录》记载“王羲之於九江作书鼎”，其“九江”的地名，也是从地理空间上对桑落洲沉鼎的印证。九江是东晋时期江州的政治、经济中心，江州刺史的驻地，桑落洲是江州管辖的洲渚。桑落洲与九江隔江相望，此地水患频发，王羲之曾写下了《桑落洲帖》（已佚）以记。因此，铸鼎和沉鼎，桑落洲和九江，是一体两面的叙事。
不管是徐积“白浪风涛鼎不沉”的意象铺陈，还是虞荔《鼎录》的史家笔法叙述，都没有点明铸鼎沉江的初衷。
咸康六年（340年），庾亮临终举荐王羲之任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。王羲之在任时，江州频遭鄱阳湖洪水侵袭，洪水给江州特别是桑落洲一带造成巨大的损失，民生凋敝。史书记载，王羲之曾上疏朝廷请求财政支援治水，奈何时局昏聩，杳无回音。东晋其时，长江中下游盛行沉器镇水习俗，“铸鼎镇水”，安抚水神，祈祷水神水怪不要侵扰苍生百姓。果如此，那王羲之所撰于大鼎上的铭文，极可能是一篇祷祀水神的祈文。王羲之笃信道教，鼎为炼丹的法器，桑落洲邻近又有道教圣地庐山。鼎身刻“真、隶”双体铭文，也契合“以文书通神明”的魏晋巫祝传统，类似大禹铸九鼎镇九州洪水的古意。只是鼎作为炼丹用的器具，似乎不应该投入江中，所以这一说法也有勉强的地方。
有史家探问：为什么钟鼎上的文字用了“真、隶”双体铭文呢？一般地说，一个钟鼎只用一种铭文，如果用了两种文字，则有可能一种是铸鼎的本体叙事，另一种文字则是功德表，记载铸鼎捐资诸事。这也证明铸鼎沉江不是一次纯粹的艺术行为。
据此可以认定，桑落洲铸鼎沉江与祭祀、祈福有关，是王羲之作为江州刺史的象征性官方政事行为。然而，历史的长河终究为这尊沉鼎注入了过于浓烈的个人色彩。它被想象成一次文人雅士的文化行为，用以彰显书圣王羲之对书法艺术的终极追求，寄托其对自然的浪漫情怀。仿佛沉鼎仅为艺术的献祭，寓意着“书艺与江水同流，永世长存”。如清代吴省钦《桑落洲》诗云：“纵沽桑落洲边去，醉倒濯缨池上眠”，巧妙化用王羲之“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”的典故，为沉鼎披上超逸的文化外衣，强化了其文人雅事的意象。
王羲之与桑落洲有半辈子的缘分。沉鼎传说也抬升了桑落洲的文化地位。此洲地处皖赣鄂三省之交（今属宿松县汇口镇），扼守古代长江文化之要冲，为兵家必争之地，也是文人雅集之所。元大德七年（1303年，恰值王羲之诞辰千年），画坛巨擘赵孟頫、高克恭等齐聚桑落洲，挥毫绘就《桑落洲望庐山图》，为这段历史传奇再添华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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